孙小果亲父没人敢说（孙小果亲父没人敢说zyx）

今天写了一天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没留意新闻，晚上躺在床上看到唐山的打人事件，实是愤怒，睡意全无，起来写这篇文章。

生活中，故事里，男人醉酒打架的事并不少见，但几个大老爷们围着个女子打，这是头一次见。

日常若有男人打架，别的男人劝架不一定有用，但女人往中间一站，俩男的都不好意思动手了。万一碰着劝架的女同胞，任何一方再有理也都无理了，这是我们社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没几个人敢去触碰。即使喝醉了酒，也少有人碰。

但唐山这几个畜生（请原谅我在此用不了更好的词），今天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底线，不仅男人打女人，而且还是几个男的围着一个弱女子打，完全置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于不顾，心中必也无丝毫道德良善存活。

看到他们，我能想起的只有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里的小恶魔孙兴，他对待剧中女学生的残忍、狠毒与唐山这几个有的一比。我还想起了孙兴的现实原型，云南的孙小果。这个畜生背景深厚，不过已经被枪毙了。

只有这种丧尽天良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个人才干得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国家这些年来扫黑除恶，该判的判，该杀的杀，这些社会渣滓已经肃清得差不多了，现在却冒出这么几个混蛋，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女孩，而是我们全社会的安全感。

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坚持要回国的，很多人不解，我就用这一条去说服他们。

在美国，夜幕降临我们就不敢出门了，社会治安之差现在国内的人也已在新闻上看得很多了。而在国内，晚上12点出去喝酒、撸串都不是事儿，没人会去想安不安全。

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安全了，所以安全已经像空气一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成了理所当然、不必在意的事情。

但唐山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黑恶势力虽已基本除掉，但黑社会性质的戾气在我们的社会上仍然存在，这种戾气一天不除，扫黑除恶的事业就一天不能得到圆满结束。

这种戾气是怎么产生的？一则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基础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几十年来社会道德底线被一再踩破、下移，不少的专家学者还以人性解放等理由为幌子不断为此辩护、洗地。就像最近才引起普遍关注的教材插画问题一样，“假作真时真亦假”，底线一再被踩破之后大家反而不觉得这有什么了。只有到了一定的点上，酿成大祸了，我们才明白这样真的不行。

刚刚我看到中国妇女报已对此次事件严厉发声：“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抚伤痕，不严惩不足以护尊严，不严惩不足以儆效尤，不严惩不足以树法威”。

目前事件的两个主犯已经被逮捕归案，其他嫌疑人正在追凶中。这都是好事，要让法律给予他们严惩，但这不够。法律只是底线，这几个人敢于这样，要从他们的心上去找问题，亦即这种戾气在他们身上形成的原因。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剑走偏锋”，重新反思文艺理论界打着“人性”的幌子奸污道德的卑劣行径。教科书中的卑污是他们的“上层”，烧烤摊上的卑鄙是他们的“下层”。

中国自古有良好的道德传统，亦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虽然部分形式和内容与现今之实际有出离，但大体没错，我们不能继续犯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了。况且倒掉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孩子，屋子里的空间总是要有填充的，魑魅魍魉就都进来了。

我之所以对黑社会性质之戾气这么痛恨，是因为我的确亲历过与黑社会相关的事情。这也使得我对这种东西的认识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更有切肤之感。

中国80年代以前是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他们的土壤。当然，这说的是新中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黑社会众所周知，杜月笙、黄金荣那帮混蛋手上可是没少沾老百姓的血。

80年代以后这股邪恶势力沉渣泛起，一度非常嚣张，这才有了山城打黑和更广泛的扫黑除恶。

在国家大力扫黑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我一亲戚便遭受了当地黑社会的毒打和迫害。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下午，我家亲戚芳姐（化名）在村里闲逛，忽然看到自己本家的嫂子在跟邻居阿明嫂（化名）吵架。芳姐赶紧走上前去，只见两人是越吵越凶，已经听不出是为什么吵架了。

怒火中烧之际，阿明嫂上手开撕。芳姐见自家人占了下风，赶紧上去帮忙，打了阿明嫂两下。这时四周闻声围过来的村里人已经很多了，大家把两方分开拽走。

这种事一般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同村同巷老邻居闹矛盾在村子里并不新鲜，一般在一段时间的互相不说话之后，就又慢慢好了。

芳姐没想到的是，她这次的“见义勇为”给自己和家人惹来了大麻烦。因为这次闹矛盾的对手阿明嫂有个不一般的公公，他是当地黑社会的重要成员，在以前的黑帮火拼中还受了重伤，只留下半条命，很受本帮弟兄的推崇。

几天以后，一伙人来敲芳姐家门，芳爸边问是谁边去开门。门打开后，这伙人不由分说地冲进来，对着芳爸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在屋子里面的芳妈听到动静赶紧跑出来，带着央求的口吻说：“有啥事进来坐着慢慢说……”

这伙人恶狠狠地表明来意，并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芳爸芳妈限期完成。芳爸芳妈无奈，只能先应允下来，然后到处想办法。

芳爸芳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能有啥办法，只能是求助众亲戚朋友们。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当时还傻傻地问芳爸咋不报警，为啥不去打官司。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芳爸的回答：“娃呀，这不是咱村里人之间的正常纠纷，这是黑社会！”

我当时还犹疑，咱这儿又不是电视里的香港，咋还警察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后来芳爸是通过一个远房亲戚以及另外别的谁了了这个事。那个远房亲戚也是混黑社会的。

几年之后我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研究中国基层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黑社会问题在中国基层已经很普遍了，也才意识到公权力退却后的基层有多么可怕。

90年代那些年，我们在学校时不时就被通知说近期有杀人犯在咱们这一带流窜，大家放学后不要逗留，赶紧回家。

我还记得当时学校门卫大爷家老太太在村里正好好走着的时候，忽然祸从天降，飞车党一把扯走了她耳朵上的金耳环。丢东西事小，但老太太耳朵被扯坏，鲜血直流，真是可怜。

这些事想来都已是20年前的陈年旧事，但今天唐山打人的事又一次让我不寒而栗。恶行不被制止，不被严惩，不被在思想文化和道德层面深度反思，其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戾气就不能在社会上清除，20年前的恐怖就有可能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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